来源：中国新闻周刊
“协会一直叫我交19800元当副会长，甚至让我交4万多元当常务副会长。”近日，在西南某省份从事机械行业的企业主周建平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讲述他加入行业协会后的经历。2021年，为方便组织专家做科技成果评鉴，他加入了省内一个施工行业协会，身份只是普通会员，每年会费600元。在随后的四年里，他频繁遇到以职务晋升为名的高额收费游说。
周建平的遭遇不是个例。近日媒体报道，有律师向地方司法局副局长行贿60万元，谋取律师协会会长职务；宁夏餐饮饭店协会一度出现89名副会长的非常规现象。
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、第三部门研究中心主任徐家良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行业协会商会本是连接政府、企业与市场的桥梁。但现实中，一些协会由于生存能力不足、综合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，逐渐偏离成立初衷，乱收费、乱摊派等问题时有发生，甚至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。
2026年1月，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在北京举行。全会公报指出：“继续起底清理，深化整治金融、国企、能源、教育、学会协会、开发区和招标投标等重点领域腐败。”对比去年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公报，学会协会成为重点整治腐败的新增领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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泛公权力寻租
“先去找即时配送协会备案，才可以办理。”
这是成都多家外卖企业，在向交管部门申请批量办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时，得到的统一答复。
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披露，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曾下发文件，将“向即时配送协会备案”设定为快递、外卖企业批量办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的前置条件。按照这一要求，5家企业为3807辆电动自行车办理上牌手续时，不得不经历提交承诺书、上传实车照片等烦琐流程。即时配送协会并非行政机关，却站在了行政审批链条的入口位置。
徐家良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学会协会不是行政机关，但政府部门会将一些事项授权或委托给学会协会，使这些社会组织在资质管理、行业准入等方面拥有准行政权力。学会协会的腐败，正是利用这种准行政权力谋利。
学会协会的腐败方式多种多样，一类是部分协会对企业“设卡”，将审核变成收费项目。在上述成都案例中，协会秘书长何某按每辆车120元的标准向企业索要费用，却不提供任何收费凭证。一家企业起初拒绝缴费，僵持一个多月后，不得已妥协交了7.2万元，又等待一个多月才将所有电动自行车的备案办理完。
李智伟是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，研究方向为腐败与社会治理。他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学会协会人员掌握的是“泛公权力”，区别于传统官员直接受贿，学会协会人员通常以“转几道弯”的方式谋取私利，属于新型隐性腐败。李智伟曾研究过辅警腐败问题，他认为二者有相似性，“辅警不是公务员，但在司法中有大量辅警被纪委监委调查并判刑的案例，学会协会人员也是同理”。
在学会协会中，另一种利用泛公权力谋取私利的情形是，退休官员进入行业协会任职，凭借原有行政资源和人脉关系影响决策，将协会打造为隐性利益的输送渠道。
沈某某是某部委原司长，2014年，60岁的他当选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理事会会长。法院查明，2013年至2021年，沈某某利用职务便利，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承办物业博览会、提升物业企业排名、协调经营业务等方面谋取利益，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收受财物1424万余元。
李智伟爬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17年到2022年被查官员通报，发现携带学会、协会职务的被查官员有40名。他分析称，“官会一体”现象普遍存在。比如2019年被查的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魏某某，退休后转任中国检验检测学会会长；2020年被查的云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朱某某，兼任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。40名被查官员所涉协会的行业集中于资源富集、行政审批密集、专业性强的领域，如检验检测、科学技术。
针对退休干部问题，2015年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曾发文，明确要求领导干部退（离）休后三年内一般不得到行业协会商会兼职。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时规定，退（离）休干部到协会兼职不得领取社会团体报酬。
但徐家良调研发现，一些地方协会仍然以补贴名义变相给退休干部发放报酬。重庆北碚区纪委监委2021年曾公开通报，一名区住建部门副调研员退休后担任当地建筑业协会秘书长期间，先后以自己或亲戚名义从协会违规领取工资、奖金等报酬近8万元。
学会协会的第三类腐败方式，与其定位有关。从功能定位看，协会是连接政府与企业的桥梁。陈丽是某直辖市社会组织总会法律顾问，她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一些行业协会人员凭借与政府部门长期形成的人脉和行政依附，在企业与政府之间牵线搭桥，扮演掮客。比如，协会帮助本不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做政府工作申请上市，转手收取企业费用或在企业中谋取董事、顾问席位；在制定行业规范、向政府反映诉求或上报材料时，协会将特定企业“推”到政府视野中，帮助其获得重大项目或政策资金。
曾在某中字头行业协会工作的邢雁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尤其是国家性行业协会话语权大，领导层常常被邀请参与评定5A级景区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项目，掌握一定的筛选权。这种权力一旦缺乏有效约束，极易被异化为利益交换的筹码。
“形脱实不脱”
学会协会的诞生，有其特定历史背景。
徐家良介绍，改革开放后，随着市场主体出现，公共事务、社会事务与私人事务逐步分离，政府开始将一些不便做、做不好的事务交由领域协会来承担，后者通常被认为是政府下属部门。
问题也随之浮现。徐家良说，原本作为社会组织存在的协会，在实际运行中却成了“二政府”，该提供的社会服务没有做到位，不该介入的事项却越界，运行不规范、效率低下，成了权力寻租和腐败高发地带，对政府治理产生负面影响。
针对上述问题，2015年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》，中央和地方按照“应脱尽脱”原则全面推开脱钩改革。按照“五分离、五规范”要求，行业协会商会须在机构、职能、资产财务、人员管理及党建外事等方面与行政机关彻底分离。2019年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民政部等九部委出台实施意见，公布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名单。
徐家良说，脱钩改革的目的是倒逼协会提升自身能力和运行效率，增强服务行业的意识，不能再“躺在政府怀里”，依赖行政资源承接项目，领取经费。而涉及国家战略、公共安全和重要民生领域的行业，仍然需要跟政府保持紧密联系的协会，暂未实行脱钩。
从整体进展看，目前多数协会已完成脱钩。但与此同时，政府仍然会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，把部分实操职能转移给协会来做，因此，腐败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消除。不过，在受访者看来，脱钩理论上可以缩小协会腐败的空间。例如，协会不再跟政府部门共用办公地点、工作人员，“二政府”的色彩会淡化；以前，一些政府人员借着项目经费名义在协会里搞私人报销，脱钩之后，上下级财政关系被切断或弱化，这种现象应该会减少。
不过，正如李智伟梳理的被查官员通报信息，即使在2015年脱钩改革全面推开后，相当数量的学会、协会官员持续被查处。李智伟认为，这表明脱钩并未完全切断协会与政府之间的核心人事和利益纽带，某种程度上是“形脱实不脱”。
同时，脱钩改革也给协会带来自我“造血”的压力。徐家良说，脱钩相当于把协会抛进自由市场，对其自身能力提出挑战。脱钩后，协会的工作经费不再列入政府部门预算，即便政府保留着购买服务的预算，也可以选择少买、不买，协会必须依靠自身能力在市场中谋生存。
在政府资金和行政资源不再直接保障的做法下，一些协会逐渐偏离非营利定位，会员头衔买卖、有偿评比表彰等新的乱象出现。
正因如此，学会协会被列为反腐重点领域之一。李智伟认为，自2015年脱钩以来，改革已走过十余年，进入攻坚阶段。学会协会是行政权力延伸的典型领域，每年确定反腐重点领域时，金融、国企、能源等传统领域长期在列，同时纳入新的领域，2025年是高校，2026年则指向学会协会，这表明，反腐败斗争正剑指权力的灰色地带。
如何治理
回归到如何让行业协会站在政府与企业之间，承担服务行业、反映诉求、规范自律的本位问题上，多位受访者认为，协会腐败并非单一原因所致，既有权力残留、政会不分的问题，也有服务能力不足、生存压力倒逼的因素存在。要想压缩腐败空间，需要从内部治理、外部惩戒和立法保障等方面，构建一套系统性防治机制。
首先，还是要划清边界。目前我国尚无一部专门规范行业协会商会的统一立法，相关规则分散在部门规章和政策文件中，法律层级较低、内容碎片化。徐家良建议应加快推进社会组织领域立法，明确行业协会的法律属性、职能边界、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，用法律为模糊不清的政会关系画出“红线”。据他了解，民政部准备就行业协会商会立法向国务院提交计划。
一些地方已率先破题。2026年2月1日起施行的《上海市行业协会商会条例》，对收费行为作出明确限制，要求协会依法收费，不得只收费不服务，不得多头、重复收费，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企业付费、捐赠或参加培训、考核等活动。
其次，监督机制应进一步建立。从内部来看，多位受访者指出，协会规模普遍较小，领导容易搞“一言堂”。
从外部监督来看，受访者们表示，在纪检监察机关将学会协会列为重点整治领域的基础上，还应该推动登记管理部门、行业主管部门、审计部门与纪检监察机关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同监管，通过年检、评估、专项审计和执法检查等方式形成合力，对违法违规行为提高发现率和查处力度。
李智伟还提到，应建立更明确的惩戒机制，对失信或违法的协会负责人实施行业准入限制。同时，对于损害行业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，应该允许检察机关或符合条件的组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，强化外部约束。
当然，从更长远看，协会治理还是要解决“靠什么活”的问题。2025年9月，一位商会会长曾公开表示，当前商会协会普遍面临活动组织难、会员发展难、负责人接任难等困境。北京知诚社会组织众扶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任宏艳认为，协会要摆脱对行政资源的依赖，关键在于找准市场需求痛点，提高识别、整合、调配和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，提供更专业、更精准的服务增强自身“造血”能力。
在行业研究、培训和咨询等传统服务之外，一些协会也在探索新的服务路径。佛山市南海区家具行业协会秘书长李云曾表示，家具行业产业链长、中小企业多、出海需求旺盛，该协会围绕企业实际需求，打造“南海家具链供需平台”，为企业提供供需对接，组织企业抱团参展、产学研合作和专题培训，帮助企业拓展市场、降低成本，提升区域产业整体影响力。据其介绍，该供需平台自2025年2月启动，已促成超5亿元的意向合作。
虽有种种问题需要解决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学会协会仍有不可替代的公共价值。徐家良指出，政府精力和资源有限，难以直接对接成千上万家企业，而协会可以通过系统调研和信息整合，再向政府反馈，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，从而减轻行政负担。相比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，社会组织也更贴近行业和市场一线，更容易根据实际需求作出及时回应。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周建平、邢雁、陈丽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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